311.第311章 糖衣炮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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坐在金碧辉煌的北京饭店里,看着服务员跑前跑后的端茶倒水,王亚平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。
坐国内顶级的豪车来到国内顶级的豪华饭店,这里其实没有多少物质上的获得,但精神上的快乐却不断的刺激着他。
同样是暗箱操作,80年代人也是理想化的。请客吃饭,喝酒礼让,给足面子,往往就能让人心甘情愿的帮忙,再要是发展30年,受贿的官员宁愿在漆黑的小巷里交易壹佰万元,也不愿在古色古香的包厢中拿走10万元的红包。当然,要是在优美的环境中递出壹佰万元的红包,领导也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
与领导们相比,10年代的女孩子们其实是很追求理想和浪漫的,坐顶级的豪车到顶级的豪华饭店,用不着多少物质上的获得,她们就会因为精神上的满足而快乐无比。
“点菜吧。”杨锐看着茶水都泡上了,叫来了服务员。
北京饭店的服务员素质很高,至少就表面来看,个个都是身高腿长,面貌端庄的年轻女孩子。
负责该桌的服务员站到杨锐面前,递出红色福字封面的菜单,声音轻柔的道:“先生,我们饭店是收取外汇券的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杨锐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
王亚平的眼皮却是跳了又跳,继而得到了更深的满足感。
80年代的北京饭店是学老外的,菜单翻开来仅有一张,总共只有一排十个竖写的菜名,工整的撰写在菜单内页的宣纸上,隔段时间就由厨师更换。
菜名也是由原材料构成的,和西餐一致,其命名通常是“肉末粉条”,“西芹百合”这样的格式,不会出现“蚂蚁上树”或“喜庆百合”这种名字。同时,杨锐手里的菜单也没有价格的,对于精打细算的中国人来说,这会让很多人不能适应。
王亚平瞥了一眼,笑道:“少点两个菜,随便吃点就行。”
“我先点,完了你再补。”杨锐笑了一下,开口道:“先来一个鲍鱼三鲜,再要一个油浸鲜鱼,罐焖鹿肉也来一份,再要梅花素烩和枸杞牛筋汤,水果点心各来一盘。”
总共十道菜,杨锐就点了七道。
再把菜单递给王亚平的时候,后者一个劲的摇头说:“太多了,去掉几个,咱们三个人就要三个菜就行了。”
毛启明则抬头问服务员:“菜量大不大,我们三个人几个菜够?”
服务员笑了一下,尚未说话,杨锐摆摆手打断说:“我来吃过几次了,我的胃口大,水果点心不算菜,就按照这个上吧。”
服务员点了一下头,下去了。
毛启明低声道:“菜单上没价格,这得多少钱啊?”
“平均一道菜20块左右吧。”杨锐说的是外汇券,也就是10美元的价格,妥妥的宰掉老外的汇率幸福感。
王亚平默默一算,7个菜不加茶水,这就是140元外汇券,等于70美元,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币。
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,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。
这么多钱,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,他是肯定不敢要的,但换成一餐美食,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。
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。
回到学校,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。
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,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。
同时,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,推荐毛启明入党。
毛启明惊喜万分,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。
在1984年,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,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。
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,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,能不能提干,能不能升官,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。
但在大学里,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。
分配的好就好,分配的差就差,对普通人来说,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。
从2015年倒走30年,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。
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,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;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;分配到部委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;分配到国企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;分配在北京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;分配到县乡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。
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,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,比下海创业还要难,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,比升官发财还要低。
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从小处说,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,有利于资历的积累,从大处说,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,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,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,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,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,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,往往是数千比一的数据来源,而要求越多的岗位,能够竞争的人就更少,这些岗位还往往更好。
对80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说,毕业以前入党,铁定进入极好的党政机构工作,使劲跳一跳,如******办公厅这样的机构都能够触碰到。
毛启明是个甘于“庸俗”的学生,他的梦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,做个大官儿,和古代的进士官儿也没什么两样。
杨锐用自己的资源给了毛启明这样一个平台,毛启明说是感激涕零都不为过。
接下来几天,毛启明恨不得把洗脚水都给杨锐打来,反而让杨锐自己很不好意思,不得不挡着毛启明说:“我本来就要找王亚平办事,说一下你的事,本来就是举手之劳,你用不着再谢我了,咱们都是同学,毕业了以后也是同学,互相帮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”
“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。”毛启明坚持道:“你找王亚平办事,带不带我都是一样的,你带了我,开了口,就是帮了我,同学归同学,感谢归感谢。”
“你这样子让我以后怎么和其他同学相处……”杨锐好说歹说,才将毛启明的感谢动作给压了下来。
事实上,这事对他本来就是举手之劳,两个男人一起吃饭容易冷场,杨锐自己又嘴馋,可以说,除了叫车需要打个电话意外,北京饭店的花销确实只是杨锐的饭钱。
就算没有宴请王亚平的事,杨锐有时候也会找家好饭店吃饭,花销少不到哪里去。
甚至连捷利康派出的车辆,也不费杨锐丝毫的成本,华锐公司是天津捷利康的股东之一,天津捷利康派出的皇冠,本来就有杨锐的一份。与他的分红相比,这些公司福利连毛毛雨都不算。
王亚平倒是通过毛启明,和杨锐加强了联系。
他本人以前也没有怎么接触过学校的项目申请委员会,但作为学生会主席,王亚平的活动和接触范围比普通老师都要广。
一个星期不到,王亚平就约到了多位审核老师,带着杨锐分别拜会他们。
不过,杨锐这次没有准备糖衣炮弹腐蚀。
因为项目审核本身就牵扯到数额巨大的资金,面对红包和请吃都很谨慎。
另一方面,如果有人要收钱的话,这些审核老师的胃口也不是王亚平能比的。
杨锐只是在王亚平的介绍下,分别送出自己的简历和论文单行本。
能够发表论文到SCI期刊,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少见。不过,有自信申请学校经费的,在哪一所大学也都不多见。
杨锐的简历粗看起来,也不能立刻战胜大三大四乃至研二研三的师兄。
收到论文和简历的审核老师,看在王亚平的面子上,多数也就是点点脑袋,脾气好点的说两句话就送客了。
能做项目审核的老师,不仅要专业上过得去,资历也要相当漂亮,简单来说,这些都是大忙人。
杨锐也不以为意,挨个送出了简历和论文单行本,再次松弛了下来,对王亚平道:“你想办法催一下,让他们快点审核就好。”
“我想想办法,不过,我看你就送了论文和简历,这样不够吧。你可能不知道,别看这些教授收了你的东西,他们忙起来儿子女儿都顾不上的,弄不好都不会看。”王亚平各种担心。
杨锐安心的道:“没事,只要有一个人看过就够了。”
……
坐在金碧辉煌的北京饭店里,看着服务员跑前跑后的端茶倒水,王亚平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。
坐国内顶级的豪车来到国内顶级的豪华饭店,这里其实没有多少物质上的获得,但精神上的快乐却不断的刺激着他。
同样是暗箱操作,80年代人也是理想化的。请客吃饭,喝酒礼让,给足面子,往往就能让人心甘情愿的帮忙,再要是发展30年,受贿的官员宁愿在漆黑的小巷里交易壹佰万元,也不愿在古色古香的包厢中拿走10万元的红包。当然,要是在优美的环境中递出壹佰万元的红包,领导也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
与领导们相比,10年代的女孩子们其实是很追求理想和浪漫的,坐顶级的豪车到顶级的豪华饭店,用不着多少物质上的获得,她们就会因为精神上的满足而快乐无比。
“点菜吧。”杨锐看着茶水都泡上了,叫来了服务员。
北京饭店的服务员素质很高,至少就表面来看,个个都是身高腿长,面貌端庄的年轻女孩子。
负责该桌的服务员站到杨锐面前,递出红色福字封面的菜单,声音轻柔的道:“先生,我们饭店是收取外汇券的。”
“我知道了。”杨锐眼皮都没有抬一下。
王亚平的眼皮却是跳了又跳,继而得到了更深的满足感。
80年代的北京饭店是学老外的,菜单翻开来仅有一张,总共只有一排十个竖写的菜名,工整的撰写在菜单内页的宣纸上,隔段时间就由厨师更换。
菜名也是由原材料构成的,和西餐一致,其命名通常是“肉末粉条”,“西芹百合”这样的格式,不会出现“蚂蚁上树”或“喜庆百合”这种名字。同时,杨锐手里的菜单也没有价格的,对于精打细算的中国人来说,这会让很多人不能适应。
王亚平瞥了一眼,笑道:“少点两个菜,随便吃点就行。”
“我先点,完了你再补。”杨锐笑了一下,开口道:“先来一个鲍鱼三鲜,再要一个油浸鲜鱼,罐焖鹿肉也来一份,再要梅花素烩和枸杞牛筋汤,水果点心各来一盘。”
总共十道菜,杨锐就点了七道。
再把菜单递给王亚平的时候,后者一个劲的摇头说:“太多了,去掉几个,咱们三个人就要三个菜就行了。”
毛启明则抬头问服务员:“菜量大不大,我们三个人几个菜够?”
服务员笑了一下,尚未说话,杨锐摆摆手打断说:“我来吃过几次了,我的胃口大,水果点心不算菜,就按照这个上吧。”
服务员点了一下头,下去了。
毛启明低声道:“菜单上没价格,这得多少钱啊?”
“平均一道菜20块左右吧。”杨锐说的是外汇券,也就是10美元的价格,妥妥的宰掉老外的汇率幸福感。
王亚平默默一算,7个菜不加茶水,这就是140元外汇券,等于70美元,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币。
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,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。
这么多钱,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,他是肯定不敢要的,但换成一餐美食,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。
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。
回到学校,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。
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,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,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。
同时,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,推荐毛启明入党。
毛启明惊喜万分,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。
在1984年,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,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。
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,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,能不能提干,能不能升官,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。
但在大学里,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。
分配的好就好,分配的差就差,对普通人来说,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。
从2015年倒走30年,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。
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,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;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;分配到部委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;分配到国企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;分配在北京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;分配到县乡的学生,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。
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,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,比下海创业还要难,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,比升官发财还要低。
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。
从小处说,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,有利于资历的积累,从大处说,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,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,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,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,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,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,往往是数千比一的数据来源,而要求越多的岗位,能够竞争的人就更少,这些岗位还往往更好。
对80年代的北大学生来说,毕业以前入党,铁定进入极好的党政机构工作,使劲跳一跳,如******办公厅这样的机构都能够触碰到。
毛启明是个甘于“庸俗”的学生,他的梦想就是分配一份好工作,做个大官儿,和古代的进士官儿也没什么两样。
杨锐用自己的资源给了毛启明这样一个平台,毛启明说是感激涕零都不为过。
接下来几天,毛启明恨不得把洗脚水都给杨锐打来,反而让杨锐自己很不好意思,不得不挡着毛启明说:“我本来就要找王亚平办事,说一下你的事,本来就是举手之劳,你用不着再谢我了,咱们都是同学,毕业了以后也是同学,互相帮忙本来就是应该的。”
“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,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。”毛启明坚持道:“你找王亚平办事,带不带我都是一样的,你带了我,开了口,就是帮了我,同学归同学,感谢归感谢。”
“你这样子让我以后怎么和其他同学相处……”杨锐好说歹说,才将毛启明的感谢动作给压了下来。
事实上,这事对他本来就是举手之劳,两个男人一起吃饭容易冷场,杨锐自己又嘴馋,可以说,除了叫车需要打个电话意外,北京饭店的花销确实只是杨锐的饭钱。
就算没有宴请王亚平的事,杨锐有时候也会找家好饭店吃饭,花销少不到哪里去。
甚至连捷利康派出的车辆,也不费杨锐丝毫的成本,华锐公司是天津捷利康的股东之一,天津捷利康派出的皇冠,本来就有杨锐的一份。与他的分红相比,这些公司福利连毛毛雨都不算。
王亚平倒是通过毛启明,和杨锐加强了联系。
他本人以前也没有怎么接触过学校的项目申请委员会,但作为学生会主席,王亚平的活动和接触范围比普通老师都要广。
一个星期不到,王亚平就约到了多位审核老师,带着杨锐分别拜会他们。
不过,杨锐这次没有准备糖衣炮弹腐蚀。
因为项目审核本身就牵扯到数额巨大的资金,面对红包和请吃都很谨慎。
另一方面,如果有人要收钱的话,这些审核老师的胃口也不是王亚平能比的。
杨锐只是在王亚平的介绍下,分别送出自己的简历和论文单行本。
能够发表论文到SCI期刊,在任何一所大学都是少见。不过,有自信申请学校经费的,在哪一所大学也都不多见。
杨锐的简历粗看起来,也不能立刻战胜大三大四乃至研二研三的师兄。
收到论文和简历的审核老师,看在王亚平的面子上,多数也就是点点脑袋,脾气好点的说两句话就送客了。
能做项目审核的老师,不仅要专业上过得去,资历也要相当漂亮,简单来说,这些都是大忙人。
杨锐也不以为意,挨个送出了简历和论文单行本,再次松弛了下来,对王亚平道:“你想办法催一下,让他们快点审核就好。”
“我想想办法,不过,我看你就送了论文和简历,这样不够吧。你可能不知道,别看这些教授收了你的东西,他们忙起来儿子女儿都顾不上的,弄不好都不会看。”王亚平各种担心。
杨锐安心的道:“没事,只要有一个人看过就够了。”
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