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290章 药物效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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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,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,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,阅读自己的文稿。
在大公司里做讲座,是很两极分化的事,有些时候,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,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。
有一个好的头衔,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。
例如哈佛大学教授,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,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,但并不绝对。
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。由于距离的缘故,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,但是,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。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,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。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,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,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,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。
这种时候,斯坦福大学的教授,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。
而且,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,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。
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,
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,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,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,其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。
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,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。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,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,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,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。
给阿斯特拉做讲座,同样不是轻松的事。
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,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。这种级数的公司里,也是藏龙卧虎的。
当然,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,是没有存在感的,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,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,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,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,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。
即使有些特殊事例,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。
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,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,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,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,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,作为研究对象,可以说,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,只能称作是三线,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。
但是,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,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,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,一些厉害的公司,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奖就颁给了拉尔德?豪森,他因为研究导致宫颈癌的人***瘤状病毒而获奖,其与阿斯利康的关系密切,可以看做三分之一个阿斯利康人。
这一次的诺奖,也是杨锐所知的最被怀疑的诺贝尔奖舞弊案――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,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确实在此届诺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诺奖委员,并在获奖以前,收购了一家公司,该公司开发hpv疫苗的关键组分,并将为此收取巨额的专利费。
除此以外,负责遴选诺奖候选者的五人委员会主席,在06年担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费顾问,负责投票的五十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,同样以顾问的名义拿了阿斯利康的钱。
阿斯利康还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,赞助了诺奖委员会的两家机构和下属推广部门,除此以外,几名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,承认受到邀请,由中方付费前往中国,向中国官员介绍各项候选人是如何选定的――那是05年以后的事了,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对诺奖的窥视之心,或者,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国这个平台。
总而言之,大型制药公司就像是大型军工企业,或者大型的能源企业一样,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机体,他们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出的作用,比大多数的亚非拉小国家政府还要强。
但是,大型制药公司同样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,它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,创始人已去,剩下的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们都很难找出一家独大者,并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长,就能确凿的决定某件大事的。
杨锐更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,才好搭上顺风车。
诺贝尔奖面前,人人平等,除了瑞典。
“杨锐先生,时间到了。
”普利策来到休息室,声音平和的说了一句。
杨锐稳稳的站了起来,笑了一下,问:“来的人多吗?”
“大约有60人左右。”普利策说着解释道:“瑞典是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,很少会像是中国那样,一下子聚集很多人。”
杨锐愣了一下,不由大笑。
普利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,不禁有些尴尬。
杨锐咳嗽一声,道:“60人很令人满意了。”
他是准备给研究员们讲解学术问题,能凑一个班的人,就很不少了。不客气的说,如今在国内举行一次g蛋白偶联受体的学术研讨会,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学者,估计连30个都没有,说的更坏一点,十五个或许都勉强。
王旗固然是抬头就能看见的,能踩着齐膝的血水的走到王旗之下,却是需要勇气和运气的。
60多人,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间教室似的会议室里,每个人都有一张椅子,也是摆的整整齐齐的。
是真的整齐。
杨锐站在讲台上,能够看到这些椅子就像是阅兵式似的,横屏竖齐。
而且,不像是国内的讲座,大家会有意的坐开一些,或者偏向于坐在后面。
瑞典人是从前往后,从左向右的挨个坐的,每张椅子都是紧张的挨在一起的。
椅子是折叠椅,所以没有把手,这让组成了大方块的椅子阵略显拥挤,但是,每个人瑞典人都端端正正的坐着,挺胸抬头,既不让自己的位置与众不同,又尽量不与其他人发生肢体接触。
要不是知道这是自己临时要求的,杨锐真当他们是排练过的。
当然,也可以说他们是排练过的,瑞典人从小就是这样集体式管理过来的。
除了阿斯特拉公司的雇员之外,也有几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前来听课,总共只坐了一排。
杨锐是计划用英语授课的,听不懂的自然就不用来了。
实际上,听得懂英语也不一定要来听,杨锐的讲课内容,与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,都没有交集。
“我今天是想来谈谈g蛋白偶联受体,与g蛋白的。”杨锐将讲义摊开放在讲桌上,并不用看,开口就道:“我想先做一个预测吧,到了30年后,用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点的药物,会达到现代药物的总数的50%。换句话说,制药公司以后再开发新药的时候,每两种新药,至少有一款是以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点开发的……”
原本非常安静的瑞典人,突然之间就变的没那么安静了。
作为一个很讲纪律的民族,瑞典人与日本人很像,都讲究不给其他人添麻烦,可是,此时仍然有人忍不住出声,喊道:“怎么可能。”
这并不是问题,杨锐也没有想要回答的欲望,而是继续道:“两款新药中的一款是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点,其实还不够,因为我说的50%是现代药物的总数的50%……但是,我们今天先不谈未来,先谈现在,我们现在能用g蛋白偶联受体做什么。”
杨锐这么一说,大家就安静下来了。
对于制药公司的研究员们来说,“能做什么”是确确实实的干货。
这时候的杨锐,就好像是一个杀猪的。制药公司是做餐饮的。他们需要了解,现在这头猪,究竟是如何分割的,每个部位最适合做什么?
到最后,排骨是拿去烧汤还是糖醋,肥肉是拿去炼油还是回锅,也得根据肉的素质来定。
当然,也就是下阿斯特拉这一级的制药公司才这么讲究,等而下之的,随便拉一块就做的也是正常。
杨锐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讲义,再道:“我的离子通道实验室,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,做了深入的研究,但这方面的内容,并不是我今天想讲的,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,我将之命名为动态质量重测法。这种方式,是我闲暇的时候考虑出来的,是一个小问题,但是很有用,目前来看,最恰当的地方,在于它能够分析人类原代细胞内,g蛋白偶联受体的药物效应。”
“药物效应”这个词一出,整整齐齐的大方块,顿时如同波浪似的,左右起伏起来。
那是研究员们交头接耳的动作。
……
杨锐提前了半个小时,抵达了阿斯特拉的办公区,就在休息室里静静坐着,阅读自己的文稿。
在大公司里做讲座,是很两极分化的事,有些时候,某些教授会受到额外的吹捧,有些时候得到的则是特别的嘲讽。
有一个好的头衔,通常比较容易得到前者。
例如哈佛大学教授,斯坦福大学教授或者剑桥三一学院院士等等,总是更容易令人信服,但并不绝对。
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。由于距离的缘故,硅谷的创业公司经常邀请斯坦福教授去讲座,但是,去的人并不一定能得到硅谷人的认同。尽管许多硅谷人都出身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,但他们嘲讽起来照样很用力。那些收入丰厚的硅谷人经过多年或数年的摸爬滚打,早已不再是学校里的模样,对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真实实力,也都有了自己的认识。
这种时候,斯坦福大学的教授,并不一定就站在产业前沿。
而且,他们提出的所谓前沿理论,也不一定就能得到产业界的认同。
思科公司的创始人博萨克和蕾娜夫妇,
可以算作是产业界通吃的例子,他们是计算机理论方面的大拿,而且做出了超一流的实践,其络技术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。
但是仔细考察一下两人的身份,就可以知道他们做到这一切并不容易。博萨克是斯坦福计算机系的计算机中心主任,而桑迪蕾娜是商学院的计算机中心的负责人,在硅谷发育不全的年代里,他们基本属于理论界的第一流学者了。
给阿斯特拉做讲座,同样不是轻松的事。
对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,并不能单纯的视之为产业界的水平。这种级数的公司里,也是藏龙卧虎的。
当然,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在杨锐这样的学者面前,是没有存在感的,他们属于科研鄙视链的最下层,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差学生,不管是本科生还是博士生,如果毕业就进入制药公司,基本不会在科学前沿有所建树。
即使有些特殊事例,通常也不是为主流所承认的科学家。
制药公司的目标是为已知的靶点寻找化合物,放在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,制药公司的学者的主要工作,是在前沿科学家做了系统性的研究之后,再捡系统性研究中的某一个靶点,作为研究对象,可以说,产业界的研究员连二线科学家都算不上,只能称作是三线,所谓的成果转化者而已。
但是,像是阿斯特拉这样的公司,除了原生的制药公司研究员,免不了还有一线二线转来的研究者的,一些厉害的公司,甚至能招募到诺贝尔奖获得者。
2008的诺贝尔生物学奖就颁给了拉尔德?豪森,他因为研究导致宫颈癌的人***瘤状病毒而获奖,其与阿斯利康的关系密切,可以看做三分之一个阿斯利康人。
这一次的诺奖,也是杨锐所知的最被怀疑的诺贝尔奖舞弊案――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,但阿斯利康制药公司确实在此届诺奖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阿斯利康的一名董事就是诺奖委员,并在获奖以前,收购了一家公司,该公司开发hpv疫苗的关键组分,并将为此收取巨额的专利费。
除此以外,负责遴选诺奖候选者的五人委员会主席,在06年担任了阿斯利康的收费顾问,负责投票的五十人委员会中的成员之一,同样以顾问的名义拿了阿斯利康的钱。
阿斯利康还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里,赞助了诺奖委员会的两家机构和下属推广部门,除此以外,几名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成员,承认受到邀请,由中方付费前往中国,向中国官员介绍各项候选人是如何选定的――那是05年以后的事了,说明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对诺奖的窥视之心,或者,只是阿斯利康利用了中国这个平台。
总而言之,大型制药公司就像是大型军工企业,或者大型的能源企业一样,都是具有巨大能量的有机体,他们能够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出的作用,比大多数的亚非拉小国家政府还要强。
但是,大型制药公司同样是复杂的矛盾综合体,它们都有几十上百年的历史,创始人已去,剩下的职业经理人与股东们都很难找出一家独大者,并不是一名董事或者董事长,就能确凿的决定某件大事的。
杨锐更需要来证明自己的实力,才好搭上顺风车。
诺贝尔奖面前,人人平等,除了瑞典。
“杨锐先生,时间到了。
”普利策来到休息室,声音平和的说了一句。
杨锐稳稳的站了起来,笑了一下,问:“来的人多吗?”
“大约有60人左右。”普利策说着解释道:“瑞典是一个人口偏少的国家,很少会像是中国那样,一下子聚集很多人。”
杨锐愣了一下,不由大笑。
普利策知道自己说错话了,不禁有些尴尬。
杨锐咳嗽一声,道:“60人很令人满意了。”
他是准备给研究员们讲解学术问题,能凑一个班的人,就很不少了。不客气的说,如今在国内举行一次g蛋白偶联受体的学术研讨会,能听得懂他在说什么的学者,估计连30个都没有,说的更坏一点,十五个或许都勉强。
王旗固然是抬头就能看见的,能踩着齐膝的血水的走到王旗之下,却是需要勇气和运气的。
60多人,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间教室似的会议室里,每个人都有一张椅子,也是摆的整整齐齐的。
是真的整齐。
杨锐站在讲台上,能够看到这些椅子就像是阅兵式似的,横屏竖齐。
而且,不像是国内的讲座,大家会有意的坐开一些,或者偏向于坐在后面。
瑞典人是从前往后,从左向右的挨个坐的,每张椅子都是紧张的挨在一起的。
椅子是折叠椅,所以没有把手,这让组成了大方块的椅子阵略显拥挤,但是,每个人瑞典人都端端正正的坐着,挺胸抬头,既不让自己的位置与众不同,又尽量不与其他人发生肢体接触。
要不是知道这是自己临时要求的,杨锐真当他们是排练过的。
当然,也可以说他们是排练过的,瑞典人从小就是这样集体式管理过来的。
除了阿斯特拉公司的雇员之外,也有几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前来听课,总共只坐了一排。
杨锐是计划用英语授课的,听不懂的自然就不用来了。
实际上,听得懂英语也不一定要来听,杨锐的讲课内容,与大部分人的研究方向,都没有交集。
“我今天是想来谈谈g蛋白偶联受体,与g蛋白的。”杨锐将讲义摊开放在讲桌上,并不用看,开口就道:“我想先做一个预测吧,到了30年后,用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点的药物,会达到现代药物的总数的50%。换句话说,制药公司以后再开发新药的时候,每两种新药,至少有一款是以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点开发的……”
原本非常安静的瑞典人,突然之间就变的没那么安静了。
作为一个很讲纪律的民族,瑞典人与日本人很像,都讲究不给其他人添麻烦,可是,此时仍然有人忍不住出声,喊道:“怎么可能。”
这并不是问题,杨锐也没有想要回答的欲望,而是继续道:“两款新药中的一款是g蛋白偶联受体为靶点,其实还不够,因为我说的50%是现代药物的总数的50%……但是,我们今天先不谈未来,先谈现在,我们现在能用g蛋白偶联受体做什么。”
杨锐这么一说,大家就安静下来了。
对于制药公司的研究员们来说,“能做什么”是确确实实的干货。
这时候的杨锐,就好像是一个杀猪的。制药公司是做餐饮的。他们需要了解,现在这头猪,究竟是如何分割的,每个部位最适合做什么?
到最后,排骨是拿去烧汤还是糖醋,肥肉是拿去炼油还是回锅,也得根据肉的素质来定。
当然,也就是下阿斯特拉这一级的制药公司才这么讲究,等而下之的,随便拉一块就做的也是正常。
杨锐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讲义,再道:“我的离子通道实验室,在g蛋白偶联受体方面,做了深入的研究,但这方面的内容,并不是我今天想讲的,我想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,我将之命名为动态质量重测法。这种方式,是我闲暇的时候考虑出来的,是一个小问题,但是很有用,目前来看,最恰当的地方,在于它能够分析人类原代细胞内,g蛋白偶联受体的药物效应。”
“药物效应”这个词一出,整整齐齐的大方块,顿时如同波浪似的,左右起伏起来。
那是研究员们交头接耳的动作。
……